在內外經濟形勢嚴峻的大環境下，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在加碼，投資項目陸續落地，房地產去庫存政策接連不斷，穩增長與防風險已上升為首要任務。為避免重走2009年“四萬億”刺激老路，今年的穩增長，着力點在注重民生領域投入，防止銀行承擔準財政功能，防範資產價格大幅上漲風險及加快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。為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，有必要參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嘗試，提高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上的作用，整合三會監管框架或是可行之策。

3月5日，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《政府工作報告》。從報告來看，今年經濟工作任務艱鉅。在海外經濟形勢嚴峻的情況下，國內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不斷加碼，投資項目陸續落地，房地產去庫存政策接連不斷，穩增長與防風險已上升為首要任務。當然，為避免重走2009年“四萬億”經濟刺激老路，注重民生領域投入，防止銀行承擔準財政功能，防範資產價格大幅上漲風險以及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。

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，我們認為，以下幾點值得重點關注：

第一，今年經濟增長目標首度區間化，6.5%-7%目標為知難而進。相比於去年7%的GDP增長目標，雖然GDP目標下調至?6.5%底線，但權衡海外經濟低迷、國內新常態階段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及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等因素，若要達到亦面臨很大的挑戰，是知難而進的體現。

與此同時，去年各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並不令人滿意，凸顯了穩增長任務的艱鉅；如貿易政策目標去年為6%，但在海外經濟疲軟，大宗商品價格走低，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大的情況下，貿易指標已經從2012年起連續四年未能實現，顯示了外貿形勢不容樂觀。

同時，去年發改委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標為15%，但在去產能壓力較大，以及項目資金前期面臨財政束縛，土地財政收入減少，以及地方官員激勵方式改變的情況下，去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至10%。社會零售總額預期為13%，去年表現雖然不錯，但全年10.7%仍低於預期。

可以說，在三駕馬車均受到較大壓力的情況下，今年情況比去年更加嚴峻，要實現高於6.5%的經濟增速是有挑戰的。

第二，貨幣政策十分寬鬆，財政赤字創歷史新高。經濟下滑之下，政府工作報告意在通過更加積極地宏觀政策實現穩增長。貨幣政策方面，M2目標13%的增速比去年有所擴大，但相比於7%的GDP增速與1.4%的通脹水平而言，這樣的貨幣政策名為穩健，實則非常寬鬆。

同時，兩會前央行降準，更為頻繁地使用公開市場操作，宣佈提高公開市場操作頻率提高至每個工作日，SLF、MLF以及PSL等定向支持有加碼,如今年2月央行發放PSL356億元、MLF共1630億元,SLF34.2億元，顯示央行正通過定向與常規操作相結合的方式保持流動性寬裕。

財政政策方面，2016年中國大幅提高財政赤字率目標上調至3%，創下建國以來的新高，並首次觸碰“3%國際警戒線”水平，顯示今年財政任務更加重要。實際上，相比於以往兩會部署全年經濟工作，今年積極財政政策早已啓動，如2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便強調財政更加積極，考慮到“十三五”開局之年投資項目陸續出臺，以及前期審計署在12月審計發現的鐵路水利等重大項目部分進展緩慢，為了確保提高開工率與資金落地，我們認為，今年財政政策有必要在去產能人員安置、增加公共服務投入、增發國債等方面做出更多安排。

第三，“三去一降一補”任務有輕有重，彰顯“穩增長”要求。今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是“三去一降一補”，即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槓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。

在去產能方面，政府工作報告強調重點在於煤炭、鋼鐵方面，如用3年至5年的時間，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、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，而粗鋼的去產能目標則是5年壓減1億噸至1.5億噸。當然，去產能的過程是痛苦的，但卻是重塑經濟增長動力的必經之路，在此過程中，我們認為，應確保人員轉崗、再培訓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財政投入，防止去產能對短期增長帶來過大負面衝擊。

去庫存方面，三四線房地產任務仍然較大，相關政策也在加碼。如近期中央政策接連推出首付比例降至兩成、契稅新政，各個地方的去庫存政策等等。但值得關注的是，當前房地產市場呈現明顯分化的局面，一、二線城市房價大幅上漲，暫時考慮到房地產庫存高企的城市主要為三、四線城市，這樣的苗頭出現並非好的跡象。未來應該加大財政投入新城鎮人口進城的福利保障，以達到去三四線庫存的目標，同時防範一二線資產過度膨脹至關重要。

去槓桿政策方面，政府工作會議並未談及較多，說明執行方面或有空間。企業方面，考慮到今年企業經營情況不容樂觀，過度緊縮去槓桿政策必會增長不利；政府債務方面，地方政府仍將仿效去年給予一定的財政置換，以幫助地方政府緩解資金壓力，加大基礎設施投資；而中央財政整體穩健，反而有必要加槓桿，如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支持增長。此外，正如周小川行長在G20期間表態，中國個人住房貸款佔比全球較低，去槓桿訴求並不強，如能從制度建設出發，如發展健康直接融資市場，房地產市場、改善消費環境以及完善社會福利保障等做出努力，甚至也有加槓桿空間。

第四，防範金融風險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。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，結合去年股災、811以及歲末年初的兩輪人民幣貶值壓力以來，今年金融風險的防範仍然是“穩增長”的重中之重。

從海外來看，全球央行的共識是應該加大合作以防止金融動盪，確保宏觀穩定，但考慮到各自利益訴求的不同，並未達成具有操作性的一致意見。早前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杭州“中美央行高端對話”中指出的，美元走強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危機，中美貨幣當局應該就貨幣政策分化溢出效應增加協調，我們深以為然。我們建議，中國今年是G20的東道主，有必要在加強主要經濟體合作協調，引導美元貶值方面發揮更多作用，畢竟弱勢美元不僅僅有助於降低人民幣貶值壓力，達到今年穩定人民幣匯率目標，也可以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，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結構性調整贏得更多時間。

從國內來看，去年的股市動盪導致數十億財富蒸發，如今股災陰霾仍然存在，股市作為直接融資的功能尚未恢復，影響十分深遠。若要防範金融風險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進行改革，引入長期投資者，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等嘗試或是恢復投資者信心的舉措。同時，正如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，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確有必要，我們認為，有必要參考危機以來，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嘗試，提高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方面的作用，同時整合三會監管的框架或許是可行之策。

第五，供給側改革發力為長期穩增長提供源泉。面對今年穩增長力度不斷加大，對於是否重蹈“四萬億”的覆轍擔憂湧現。我們認為，“四萬億”教訓需要吸取，在我們看來，造成後遺症的原因在於：一是當時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，號稱“四萬億”最終超過十萬億，且地方官員GDP考核方式沒有改變；二是融體系缺乏自主權，金融承擔了過多準財政的功能；三是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；四是產業政策存在不少弊端，當時的戰略產業卻是如今產能過剩最嚴重的區域。

從這個角度而言，穩增長措施的推出一定要注意結構性問題，如為避免重走老路，做好項目儲備，增加對糧食水利、中西部鐵路、科技創新、節能環保和生態建設，以及教育、醫療、文化、體育等方面重點投資十分關鍵。而從根本來看，正如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，加強供給側改革，從改變GDP考核方式，金融改革、財稅改革、國有企業改革、戶籍改革、行政管理體制改革、土地改革、價格改革等方面做出努力更為迫切。總之，我們認為，今年如能協調推進穩增長與調結構雙重目標，中國經濟有望下半年企穩，全年GDP達到6.5%的目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