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建光 即便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，其職能範圍與人士安排等都是懸念；會議聚焦防範金融風險，但並未更多提到金融與財政的關係。
今年中國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似乎是突如其來，雖然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會議早有慣例，但本次會議一再推遲，而且僅提前一週宣佈召開，着實令人意外。畢竟各界對於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討論早已如火如荼，一旦召開會議，金融監管改革無疑將成為重要內容。但無論怎麼改，由於權力與責任再分配牽扯麪較多，以及涉及更高層面的機構設立、人士變動等，相信最終決定權會取決於十九大明確的新一屆政治領導集體。這也就讓筆者早在會議之前就有預期，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會有突破，但也難免會有所保留。
本輪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突破何在？
在筆者看來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主要有兩大突破，重點一是對金融的定位有所改變。五年前的金融工作會議更加註重對金融發展的強調，在此背景下，這五年，各類金融機構迅速壯大，混業經營背景下，表外業務快速發展，但卻加大了金融風險以及資金在金融體系空轉的問題。根據央行最新發布的《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》，近年來中國各類金融機構之間跨行業合作密切，中國步入“大資管時代”，截至2016年末，各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約60多萬億元，而廣義的表外業務總額已經超多存貸款餘額。
所以本次金融工作會議重在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、防範風險，以及金融監管改革。其中，服務實體經濟與防範風險的強化，有別於過去鼓勵金融行業本身快速發展的主要定位。這與去年年底以來的一系列金融市場實踐也是相吻合的，包括4月政治局會議罕見的討論金融安全底線，今年以來增加MPA(宏觀審慎評估體系)考核，一行三會紛紛落實金融監管等等，都踐行了金融去槓桿之路。
另一個重點是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。此前各屆對於中國金融監管機制改革的若干模式進行過充分的討論，包括超級央行模式、一行一會模式、一行兩會模式等等。其中，變化最大，涉及利益最廣的模式便是一行三會合並在央行之下的超級央行模式。
然而，此次會議雖然強化了央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地位，意味着在央行地位會在原有基礎上提升，比三會有更大的話語權與職責，但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，以及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未納入央行管理，意味着超級央行模式已被放棄，在筆者看來，這是金融改革成本相對較低，利益結構變動相對較弱的一種模式。
此次金融工作保留了什麼？
筆者認為，此次會議還有兩個尚待明晰之處。一是正如前文所說，此次會議召開在十九大之前，即便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，其職能範圍如何，人士安排任命等問題都是懸念，要與十九大新一屆領導集體高度相關，目前來看，很難給出清晰的推斷。
當然，有兩點可以肯定，一是這一機構必然有別於早前存在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，後者僅僅具有協調的職能，而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享有其決策職能，層次定位更高，權責也將更加明晰。二是機構領導的級別至少是副國級，可能由分管金融的副總理，或者是正國級,即常務副總理，甚至是總理擔任。
另一個保留之處在於本次會議聚焦防範金融風險，且成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，但並未更多提到金融與財政的關係。在筆者看來，中國金融風險的成因是多重的，其中，有關於地方政府債務攀升的風險，有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造成的風險，也有房地產長效機制並未建立，特別是房產稅等稅制改革滯後的原因。
因此，筆者認為，協調金融監管是個系統性工程，不僅需要納入一行三會，還需要站在更高的定位上與多部委形成有效銜接，參與推動財稅改革、國企改革等改革深水區，所謂跳出金融看金融，只有協調好財政與金融的關係，才能真正實現金融穩定發展，守住金融安全底線。
沈建光 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